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如何涅槃重建

《去北川》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之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作家刘大先于2021年至2022年在北川挂职后，以纪实笔触全景式呈现了这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涅槃重建的过程。

《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书。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历史中。这样的行走，串联起羌族这个“云上的民族”与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坚实生长，让其成为这个时代意象丰富又结实可靠的发展样本，成为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与切片。

构成一个地方完整的图景

上观新闻:您的长篇纪实文学《去北川》出版之时，距您2021年出发去北川挂职，已经时隔3年，以《去北川》来回望那次出发，您的感受与想法有哪些发生了变化？

刘大先:最初的想法是到西南地方的基层政府里工作一段时间，扩展自己在科研单位所没有的实际行政经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现在回头再看，通过写作将原本含混、模糊的体验、感受与思考梳理清晰，能够加深认识，而对一个具体地方及其民众与文化的认识，其实也是对当代中国复杂性总体性认识的组成部分。

上观新闻:在何时、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写这样一部书的想法？

刘大先:2022年底，我北川挂职结束回到北京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待在家中，沉思默想。

挂职一年的生活是相对充实的，那个西南山中小县，尽管也受到疫情影响，却没有直接暴发过疫情，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如果要给这段时间留下印记，那么最好就是写一本书，不仅是对自己生命中一段生活的留痕，也是对北川工作的一个交代。所以，2023年春节期间，我就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上观新闻: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您参与和见证了北川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将这份现实的经历转变为21万文字的呈现，您如何取舍经历又如何架构文字？

刘大先:我大约从初中开始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只不过是记录自己每天干了什么事或者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想法。工作以后，我经常出差进行国情调研和田野调查，记日记就有工作日志的性质了，会有意识地选择材料、整合观察与思考。

在北川挂职期间，我每天都会记录工作和感想，但因为一开始并没有写作规划，所以日记内容比较零散。到后来决定写书的时候，发现日记都没有用，就另起炉灶以一种准人类学的方式来建构这本书的框架，即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经济物产、社会结构、婚姻制度、生活习俗、丧葬礼仪、语言文化等，它们构成一个地方完整的图景。这是我在学术训练和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思维，并不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社科性的，所以叙述中会有着强烈的主体性介入，放弃了很多报告文学中常见的故事和人物，而侧重于叙述者的观察与议论。

上观新闻:读者与评论家对此书的一些解读，恰好道出了您寄寓其中的思考与选择。

刘大先:李敬泽、白烨、胡平、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等各位老师，都非常精准地看到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结构和方志性书写。对于这本书而言，结构非常重要，因为我要写的不仅仅是某个英模的故事，或者某件重要事情的过程，而是试图总体性地把握一个地方。所以，我在写作中结合了外来人类学与本土地方志的两种传统，尤其是后者，方志内容一般比较驳杂，举凡星野疆域、风俗制度、河渠水利、食货物产、古迹坛观、名流人物、艺文传说……都在序列之中。这些驳杂的信息，在人类学的知识性系统中获得其“有意味的形式”，才会成为一个“北川故事”，也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与切片。

“既此既彼”的融合故事

上观新闻:此书的写作是个性化的、散文式的，因此所记录的北川“奔赴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灿烂通途”有别于一般宏大主题的表达，“为当下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范式”。

刘大先:一般人们都会选择自己最擅长的表达方式，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报告文学作家或者乐于虚构的小说作者，“文学性”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没有那种要进行文体创新的冲动。文体的规范本身在书写者那里我想可能也并不重要，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任何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品其实都是个例，即它可能会对之前的文学遗产有所模仿、借鉴与吸收，但是当它成型后，绝不会是鹦鹉学舌的翻版或者邯郸学步的套路。

存真留影，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书写对象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它即便在时过境迁之后，在特定的审美趣味与偏好转移之后，依然有其知识与史料的价值。所以，我就是顺其自然地按照一开始想好的思路写下去，每一章都可独立成文，集中的是北川的一个面相。事实上，这本书的章节最初就是在《长江文艺》以“山川志”为专栏名连载的。

上观新闻:挂职期间，您把北川下辖19个乡镇都走了一遍，您说:“当你真的在那里观察过、工作过、生活过、思考过，你会感觉到那里已经同自己融为了一体，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一块模糊的地域、一个远离自身的群落，而是鲜活的血肉，人们的音容笑貌、忧愁与欢欣、顽强与勇气都融化为自己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在北川获得了滋养，同它一起成长，自己也努力变成‘更好的样子’。”带着“他者”目光进入北川，最后收获了同北川“一起成长”，“他者”与“局内人”的双重视野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刘大先:深入田野是一个社科学者的基本素养，对于我在北川的工作角色而言，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跟走马观花的“采风”不太一样，也不完全是人类学者的那种“参与式观察”，而是必须要同北川的民众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人们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一种陌生文化中，往往都携带着自己既有的经验、背景与认识，会与当地发生文化上的碰撞与交流，在“深扎”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主位与客位、自我与他者、局外人与局内人融合的过程。现代以来的叙事，有两个经典模式:一个是外来者进入某地，带来自我与他人的彼此影响与变化，多见于启蒙叙事；一个是本地人去往他乡，从而打开认知的视野与格局，多见于成长叙事。我写的既不是启蒙故事，也不仅是成长故事，而是“既此既彼”的融合故事。

上观新闻:书中有着鲜活的人物和丰富的细节，比如，路上遇到滑坡等意外，认为“后退是不可能的”的司机；长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间文学的非遗“羌年”代表性传承人母大爷；石椅村看杀年猪要发抖音的老妪……对“具体”的捕捉，成了您“进入”北川的一个有效路径。

刘大先:我们无法通过抽象的理念与高蹈的言辞来了解与理解他人，文化也并不是脱离了物质与人的符号与观念，它的来路、形态与目的，归根结底是身处于其中的人及其生活的外显。所以，一切书写终究落脚于富于质感的细节与鲜活真实的人物身上。

上观新闻:与此同时，您对当地的羌族古歌、史诗、民间故事、咂酒曲子等情有独钟，并将它们纳入书中作为每个章节的“题记”。在您眼中，这些古老的文字意味着什么、串联起什么？

刘大先:它们是北川的记忆。没有这些如今我们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作为载体的呈现，那北川就不过是一个空壳，一个均质化的空间，一个毫无个性的处所。它们串联起的是连贯性的历史，也就是北川之所以成为北川的特质所在。在全国范围内，像北川这样县级的行政区划有2800多个，它们都有着自己的过往与积淀，只是有些地方尚待人们将那些遗产打捞出来，让它们焕发出新的光彩。

上观新闻:“不管世界嘈杂纷乱，跟着风走总有答案。风吹来万物的种子，也吹来十万大山的讯息。”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当您在吉娜羌寨路边招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您？让这句话走进这部书，是想带给读者关于北川的什么“讯息”？

刘大先: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就是一首诗，充满了流动性与开放性，它展示了山川内外的沟通与联结，也洋溢着一种轻盈而灵动的生命力。

这是一个无名者的作品，我引用它是想表明，在人迹罕至的偏僻乡野也有着飘扬的诗性。在最基本的层面，人性和感觉是共通的，就像我相信城市中人读到这一句也可以体会其中的韵味。

未经书写的空间不会被记住

上观新闻:四川作家卢一萍说:“作为一位四川人，我觉得北川应该有这样一部作品，应该有这样一种有力的、情深义重的书写。这部作品体现了非虚构的力量，写出了北川浴火重生的一个‘很好的样子’，使北川在文学地理的版图上有了一个新地标。”您如何看待文学地理版图上的北川？

刘大先:未经书写的空间不会被人记住，没有形象编码的土地缺乏个性。文学，对于一个地方看似无法带来直接的功利性效用，但可能产生持续性的氤氲濡染的功能，塑造出一个形象。陈子昂登过的幽州台、王之涣上过的鹳雀楼、李白看过的敬亭山，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书写，才让那些地理空间获得了人文的底蕴。现代以来的许多小地方，比如凤凰、高邮，因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书写而成为一块广为人知的土地。我不敢自诩能够比肩前代大家，不过至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书写让更多人知道北川。

上观新闻:因为文化学者的视野，您对北川传统文化的当代活法有着自己的思考，比如，“这些以本地‘传统’面目出现的文化产品与实践，并不是所谓的‘原生态’‘传统’本身，而是过去的‘传统’在当代转化与创新后的表现形式”。在山乡巨变之路上，传统文化需要与新时代携手并进。

刘大先:所谓的“传统”其实隐含着一种我们对于“过去”的拣选，这涉及阐释学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效果历史”。通俗点来说，就是历史的流传物只有与当代心灵发生碰撞、在当代的文化建设中发生作用，那它才是有效的遗产与有活力的文化，否则只是进入博物馆中供人瞻仰的化石与标本。

传统文化也只有依然在当代民众生活中被传承与使用，才不负其意义所在。对传统文化，我们不能抱残守缺，而应该以开放的心胸、发展的眼光去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上观新闻:今天的北川也在文化发展上积极作为，比如，推出实景禹羌文化演出、打造《少年禹传奇》IP、办好《走北川》大型实体体验剧等，您在参与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感受到当地怎样的文化发展理念？

刘大先:打造山水实景演出、推出城市IP名片、创新特色文化产品……是地方文化发展中常见的思路与举措。北川也在这种潮流当中，但是这种自主文化品牌的创造，并不是要将自身塑造为城市文化的他者或者外来游客观赏的对象，而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谋求主体性的建构。这种理念可以概括为保护性开发、合理性利用、规范化管理、高质量发展。

始终都是“在路上”

上观新闻:评论家王洪波认为，《去北川》“融入了民族文学的内容，也融入了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还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精神顿悟’，不但是对时代主题的真诚书写，也可谓一部个人的心灵史”。北川岁月，在您个人的生命史上意味着什么？

刘大先:时间是有密度的，有时白驹过隙，有时度日如年，有时短暂的瞬间会烙下恒久的记忆，有时漫长的时日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主要取决于生命的主观感受。在北川的12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对我而言是充实的一年，在我的学院生涯中是一段溢出的时光。我付出了汗水，也收获了情义，更主要的是在为他人的工作中发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

上观新闻: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专业的需要使您常常走出书斋、进行深入的田野工作，与社会大地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书斋到乡野的步履不停中，您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刘大先: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为人为学为文，心里还是要有他人，大而言之就是要有家国情怀。你真的这么想，也这么做，那么就一定会得到认可和赞赏。只有踏上大地，深入社会，亲近民众，才能理解他们需要什么，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拿北川来说，一介书生，短短的挂职，我在工作中能为北川做的事情很有限。而当我离开了，还会想着那里需要宣传，为那里写一本书，塑造那里的形象。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无论是当时在北川工作，还是回来写这本书，我都没有从当地取过一分钱的报酬。对此，北川人是很感激的。前不久，我回去了一趟，受到热烈的欢迎，心里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对北川是有用的。

上观新闻: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使得《去北川》的文化含量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次挂职经历，显然不同于您之前的田野调查。

刘大先:挂职意味着我是其中一员，投入到当地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地方与民众当作研究对象客体化。这种主客合一的状态，与纯粹学术性的田野调查还是不太一样，后者可能更多是冰冷的理性。然而，我们知道学者也是人民中的一员，要有人间情怀，理性之上还要有激情与悲悯，如此才能保持学术的生命力。当下出现的“专家”污名化现象，可能就是因为专家脱离了群众，对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批评者反智，专家也要反思是不是将自身投入群众中了，有没有与群众同情共感、同频共振。

上观新闻:《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书，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历史中。这样的行走，串联起羌族这个“云上的民族”与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坚实生长，让其成为意象丰富的发展样本。这样的行走，您还会继续吗？

刘大先:当然会继续。人生如逆旅，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而是人生的本然状态。我们离开故土，去往他处，把家乡背在身上，将异地当作家园，无论是作为自然生命体，还是作为社会有机体，始终都是“在路上”。

北川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一处转弯洄流，当我们把每一方驻足、停留、休憩、栖息过的地方的时日都过得饱满，那生命就过得圆满而又光辉。事实上，我回来后又进行了两次行走。一次是去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带的三江源，也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主要跑了巴颜喀拉、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羌塘草原一带，到了格拉丹东雪山和然智嘎日冰川。一次是去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的湄公河沿线各地。此前我已经走过了它流经的西藏和云南诸地，以及越南。这都是为写澜沧江—湄公河做准备，过程艰苦却充满欣喜。直接的感知体验与间接的知识信息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如同您所说的“意象丰富”而又结实可靠的文本。

《去北川》

刘大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